潘天寿先生是一位中国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师，可他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和朴实无华的艺丁。
图1，潘天寿先生像
大 师 历 程
多年来，我对潘天寿先生的绘画艺术历程和生平主要业绩颇为关注。我认为，如果把他的人生历程简要地加以分类归纳，便可以不多不少地分成九个阶段:1岁——13岁（按虚岁计），启蒙教育阶段；14岁——19岁，高小读书阶段；19岁——24岁，师范学习阶段；24岁——26岁，执教小学阶段；27岁——31岁，上海历练阶段；32岁——52岁，风格形成阶段；53岁——60岁（新中国成立后），感受时代阶段；61岁——69岁，业绩辉煌阶段；70岁——75岁，“文革”蒙难阶段。
启蒙教育阶段。1897年3月14日，中国20世纪的国画大师潘天寿降生于宁海冠庄村。上天授予潘天寿的第一个“硬件优势”就是，他能够降生到一户殷实的乡绅家庭，这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是幸运的。潘天寿的父亲叫潘秉璋，村民们亲切地叫他“达品公”。他是个秀才，曾出任乡长多年，能诗赋，善书法。母亲周氏系邻乡两水拱村举人周熊飞的长女，多才多艺，贤淑聪慧。她擅长剪纸、彩绘、刺绣等民间艺术。潘天寿的父母均能书画，自然会有先天遗传，而且后天的家庭文艺氛围，又能对幼小的潘天寿起到耳濡目染的熏陶作用，这就是启蒙教育中的所谓“头一口奶”。潘天寿7岁进私塾读书。私塾老师潘天道亦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一位具有一定古典文学功底和书法功底的农村才子。经他几年的启蒙教育，潘天寿初步打下了文学和书法的基础。童年的潘天寿因为受父母的影响，格外钟情美术和书法。他自7岁起，便天天坚持练习毛笔字，课外临画小说插图，还热衷于制作风筝、彩绘、剪纸等民间艺术品。
图2，私塾匾额“率真处世”
高小读书阶段。潘天寿14岁进“宁海县立正学高等小学”读书，学制五年，学校设有正规的美术课程。这期间，他有幸买到了一套中国画入门教材——《芥子园画传》，自此便一头扎了进去，以临摹研习为快事。《芥子园画传》集历代名家技法之大成，内容丰富，编排规范，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好的中国画入门教材。俗话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少年的潘天寿虽系自学，但实际上《画传》已为他打下了非常正规的国画基础。
图3，宁海正学小学旧址
青年学习阶段。19岁的潘天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整整五年的学习生涯，使他能够面对面地接受诸如经亨颐、李叔同、夏丐尊等一流教育家、艺术家和学者的言传身教，使潘天寿打下了扎实的文学、艺术及人格等多方面的基础。其间，他还撰写了《佛教与中国绘画》论文一篇。其实，若能把佛教中的禅理渗透到画理之中，则可起到寻找自我，成就自我，独立自我，淡化名利心以达到凝神专致和提高境界的作用。年轻时的潘天寿即深悟此理，不愧为大家之才。五年的师范学习历程，是潘天寿日后能成大器的关键阶段。
图4，浙江省立第一师范
图5，校长经亨颐像及校训题字 图6，老师李叔同像
执教小学阶段。24岁的潘天寿自师范毕业后不久即返回宁海正学高小教书一年，尔后又在安吉孝丰小学教书一年。在小学任教期间，他白天教书，晚上在昏黄色的灯光下或习书法或练画画，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他还自定了一条规矩:一盏灌满煤油的土制油灯，如果不到油尽灯灭就决不上床睡觉。他的这种自信、自觉、自强的信念及意志，自小就有异于他人，这也许就是大师潜在素质的流露吧。
图7，1922年在小学任教期间所作的《秃头僧图》，题款:一身烦恼写此禿头
上海历练阶段。1923年，27岁的潘天寿闯荡到大上海谋求发展，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战略进军。在上海，他很快结识了自己所崇拜的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等前辈画家，并为他们所赏识。吴昌硕先生对潘天寿更是慧眼识才，厚爱有加。他不仅悉心指导艺事，还把潘天寿介绍到上海美专任教。在上海四五年的发展历程中，潘天寿运用了边教边学，边学边用的学习实践模式，与友人共同创办了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开设中国画系和中国绘画史课程，并编著了《中国绘画史》等。“海上”的历练，为潘天寿日后能成大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风格形成阶段。潘天寿自32岁至52岁（1928年至1948年）这整整20年的历程中，赴杭州、经湘西、奔西南，先后担任了国立西湖艺术院国画系主任，国立艺专教务处处长、校长，东南联大教授，还赴日本考察，与友人共同组织“白社国画研究会”，修订出版《中国绘画史》，出版《听天阁诗存》，编著教材《治印丛谈》，举办个人画展及师生画展等。除行政工作外，他还一刻不停地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和中国画创作。在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在认真负责教学工作的同时，由于坚持深入生活，刻苦探索中国画的用笔、用墨、赋色、造型、构图、审美情趣以及书法等艺术形式，他的“強其骨”“一味霸悍”“沉雄壮阔”“山水花鸟相结合”“指头画”和“书法题款补充画面构图”的艺术风格已基本形成。
图8，1928年4月，国立艺术院在杭州成立，蔡元培题字
图9，1944年，潘天寿出任国立艺专校长
图10，指墨画《烟雨蛙声图》 1948年作
感受时代阶段。潘天寿先生53岁至60岁这七年的历程，是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当时的形势正在大力贯彻“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作为刚从解放前过来而且又年近花甲的老画家，潘天寿需要思考绘画艺术如何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他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必须紧跟快速发展的时代步伐，不愿做“背时人”。潘先生是花鸟兼山水画家，不擅长人物画，但当时提倡人物画而不重视花鸟山水画。所以，他只好多次深入农村搜集创作素材，认真地创作了近10幅主题性很强的工笔人物画，从而填补了人物画创作的空白。他的这些人物画作品，表现风格独特，时代气息浓郁，博得了业内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其中，《踊跃缴公粮》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此外，他还撰写了《毛笔的常识》《顾恺之》《中国画题款之研究》《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等论文。
图11，1950年，潘天寿（后中）在农村体验生活
业绩辉煌阶段。“文革”前夕的八年，是潘天寿先生61岁至69岁的这段历程，这是他整个人生最为灿烂、艺术成果最为辉煌的一个历程。1957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国立艺专）副院长；1958年，他被补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出席会议），继而荣获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59年，他出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并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0年，他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61年，他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和浙江省文联副主席；1962年，他的个人画展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举办，并被誉为“画坛师首、艺苑班头”；1963年，他以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访日本；1964年，他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继而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潘天寿先生的这些恰似连线珍珠的辉煌业绩令人可喜可贺，可敬可佩！
图12，1958年，潘天寿接受苏联
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图13，1962年潘天寿与郭沫若相聚杭州
图14，潘天寿为学生示范指头画
图15，《小龙湫下一角》
1966年，潘天寿先生70岁。其时，他的学术地位高山仰止，艺术造诣炉火纯青，社会影响如火如荼，精神面貌容光焕发。然而，就在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际，人们难以预料的厄运骤然降临到他的身上——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于是，顷刻之间，他酷爱艺术创作的权利被限制了，他深爱的国画精品被抄劫了，他的政治权利、教学权利和人身自由全被剥夺了！一位正在为自己的民族传统绘画事业精心绘制蓝图、正在为新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谋求发展的老艺术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最让他老人家扎心的是被押到宁海老家批斗，返杭途中，他在一张捡到的香烟壳背面写下了人生最后一首五言绝句：入世悔愁浅，逃名痛未遐。万锋最深处，饮水有生涯。潘天寿先生在遭受冤屈之际，以雄阔的胸襟超脱了孤独和痛苦，体现了一代大师的崇高境界。
1971年9月5日，潘天寿先生在病榻上含冤去世。
我惊奇地发现:潘天寿先生人生起迄的九个阶段，不正应验“九九归一、返本还原”的轮回规律吗？潘天寿先生原名叫“天授”，他难道真的是天授之才而又回归九天？如若回归九天，他的至真之体定然处于寂然、悠然的至静之域了，他的形命神性定然天道合一了。“万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复命即常存”。潘天寿先生的至真之体、形命神性与天齐寿，与道同存。
图16，潘天寿人生最后的一首诗
长 者 风 范
凡与潘天寿先生有所交往、有所接触、甚至仅仅见过几次面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达成一个共识:潘先生的为人谦和、勤恳、真诚；潘先生的性格敦厚、大气、率真；潘先生的外貌朴实、凝重、端方。总而言之，潘天寿先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倘若与潘先生有深交，甚至一辈子深交的莫逆之友，他们对潘先生的评价就会更加情真意切、钦佩之至。这就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是:对潘先生的为人了解得越深，对他的佩服程度也就越深，继而友情也就越深。这就是潘天寿先生人格魅力的出彩之处。
潘天寿先生一生中要好的朋友颇多，诸如著名画家张书旗、诸闻韵、吴茀之、谢海燕、张振铎等，还有好多学生朋友。其中相处时间最长，因而也更加知心的朋友应该非吴茀之先生莫属了。吴先生与潘先生的友情从青年时代的上海美专一直保持到潘先生逝世前，诚可谓从一而终。不过，潘、吴两先生的友情建立，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曾听一位老前辈说过，1923年，27岁的潘天寿还在宁海老家待业，但他决心要到上海发展。而当时从宁海去上海的交通很不方便，又因经济拮据，怎么办？于是，他毅然决定步行去上海。他脚穿麻鞋，身背包袱从宁海徒步出发了。一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风尘仆仆地连续走了近10天才到达上海。后经吴昌硕先生介绍，到上海美专任教。其时，吴茀之先生正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班学生。
图17，潘天寿与白社国画研究会成员合影
（左起:张振铎、潘天寿、诸闻韵、张书旗、吴茀之）
当理着小平头，穿着对襟衫的潘天寿第一次出现在讲台上时，包括吴茀之在内的一部分调皮学生认为潘先生土里土气，不一定有真才实学。于是，他们挤眉弄眼，交头接耳，窃窃议论，而且还想捉弄（试探）一番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教师。他们拿了一张宣纸要求潘先生现场作画以为示范。对于这一切，潘先生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他脸不红、心不跳、气不浮、声不吭，佯装浑然不觉的模样，提笔稍作思索，隨即开始沉稳地下笔作画。推、拖、刷、擢，抑、扬、顿、挫，几笔下来，头脑灵活且具有专业眼光的吴茀之顷刻之间就被潘先生沉着稳定的风度，大气凛然的用笔，一波三折的线条和新颖别致的风格所折服。。此时的潘天寿，在他的脑际里已迅速从“十足的一个乡下人”转化为“既朴实又大气”的画家形象了。
图18，1924年至1929年潘天寿在上海美专
从此以后，吴茀之便与潘天寿渐渐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我与吴茀之先生曾经有过三年的师生交往，所以，关于他诚心钦佩潘天寿一辈子的个中原因也就略知一二了。一天，在吴先生家里，我无意间谈起与潘天寿先生有点亲戚关系后，就感觉到他对我似乎更加在意了。事实证明，在往后的接触中，我与他的关系确实又近了一层，这从他经常向我吐露肺腑之言便可说明。一次，吴先生与我谈及潘先生的为人时，他对我深沉地说:“潘先生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人。我佩服他的笔墨技巧、指画技巧、艺术风格和文化修养，更佩服他的为人。他那本1963年出版的《潘天寿画集》的序言就是我写的，我对他的绘画创作、艺术教育和人格品行作了全面的评价。”接着，他举例说:“自从1957年以后，他各方面进步得更快了，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可他却埋头创作，淡泊名利。对待朋友、同事、学生和群众的态度还像以前那样谦虚，平易近人，丝毫看不出有权威的架势。”他还举例说:“潘先生当上了美院院长以后，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一辆专用轿车，可他平时基本上不坐，到学校讲课或开会，从来就是步行的。有私事外出，更是不敢碰它了，甚至有时到省美协开会也是坐公共汽车去的，除非有外事活动，只好偶尔为之。总之，以他的个性，他不喜欢摆架子、讲排场，他喜欢低调、清静。”说到潘天寿先生喜欢清静，吴先生接着补充说:“1946年，国立艺专迁址举棋不定，潘先生竭力主张迁回杭州。他说还是杭州好，因为杭州山清水秀，环境幽静，与世无争。”说到与世无争，吴先生又补充说:“潘先生说杭州与世无争也并不切实，国立艺专时，就有人想争他的校长位子，潘先生本来就不想当校长，就趁机退让了，体现出他那大度的长者之风。”还有一次，吴茀之先生饶有意思地对我说:“潘先生也向我出过‘难题’，我曾出任过福建师范学院院长，学校条件很好，没想到潘先生却要聘请我到浙江美院加强国画系建设。当时，我的思想很矛盾，后来想想潘先生为人这么平和，凡事很好商量，大有长者之风，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地到杭州与他共事了”。
图19，潘天寿与吴茀之在黄山
艺 丁 处 世
潘天寿先生在他的《听天阁随笔》中勤恳地写道：“物质食粮之生产，农民也。精神食粮之生产，文艺工作者也。故从事文艺工作之吾辈，乃一产生精神食粮之老艺丁耳……”潘先生把自己喻为“老艺丁”，把自己与农民相提并论，这决不是他故弄玄虚的自谦，而应该是他人生处世思想的真实流露，或者说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识的真实流露，概括地说，即是一种“艺术的人民性”或称“艺丁处世精神”的体现。潘先生长期的现实生活状况告诉我们，他的为人处世向来低调，即便是他身处辉煌的岁月也决不会自视清高而脱离群众。瞧他的外貌穿着，从少年到晚年一辈子都理着一个小平头，在平常的日子里则基本上身着对襟衫，脚穿圆头鞋，手把芭蕉扇，活脱的一副传统式的“农民相”，难怪旧上海的某些花花公子会戏叫他“寿头”了。看他的绘画作品，无论是花鸟、山水、人物，都无不透溢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热爱民族、热爱时代、热爱人民，他在中华民族的这块艺术园地里为生产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而辛勤地耕耘了一辈子，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艺丁”。
图20，枇杷葡萄
众所周知，潘天寿先生中国画艺术的表现形式独特、个性风格强烈，然而，他在绘画创作中对一个“核心灵魂”却是抓得牢牢的，那就是绘画主题中必须体现人民性。此外，他在一些鲜为人知的处世事迹中也同样散发出“艺术为人民”的艺丁处世精神。略举三例：
（一）潘天寿的艺丁处世精神，体现在国画作品的题材、主题以及多种的艺术手法中。潘天寿先生的国画作品题材，无不来自生气盎然的现实生活之中，诸如《农家清品》《耕罢》《欲雪》《映日荷花》《丝瓜沿上瓦墙生》《雁荡山花》《小龙湫下一角》《踊跃争缴公粮》等，都是人民日常生活中所喜闻乐见的题材；他的国画造形整体概括，在写实中作适当的装饰、夸张以达到“似与不似”的写意传神效果，这十分符合人民群众的传统审美心里；他的国画线条“强其骨”“力能扛鼎”和“一味霸悍”，显示出“一副台州式的硬骨头”的阳刚之美，给人有一种力量感；他的国画的用墨用色，黑白分明、透亮洁爽、单纯协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他的国画的整体效果雄浑壮阔、蓬勃向上，给人有一种民族精神的振兴感、时代精神的鼓动感和生活情趣的愉悦感。总之，他在学习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又明显区别于文人画的秀媚、柔弱和逸笔草草。他历来反对艺术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生活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和表现主义，他带有批判意味的说：“倘以旧时代之思想意识从事创作，一味清高风雅，风花雪月，富贵利达，美人芳草，但求个人情趣之畅快一时，不但背时，实有违反人类创造艺术之本旨。”这就是潘天寿先生言行一致地表现出来的艺丁处世精神。
图21，《小荷蜻蜓》
图22，《丝瓜》
（二）潘天寿的艺丁处世精神也表现在“民间赠画”的事迹中。潘先生出生于农民家庭，在农村度过了少年时期，他与劳动人民有着原始的质朴的情感情结。在十余年的读书期间，他又接受了儒家的传统文化教育，孔老夫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已给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尔后，在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和艺术教育过程中，他与一批批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学生作广泛的交流；他还下农村、上高山、登海岛，全面接触群众、感受生活。从而，他的艺术创作要坚持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的信念就更加坚定了。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的文艺方针给他鼓舞颇大，祖国和人民给他的诸多殊荣令他不胜感激。他通过中国历史上各个社会阶层的对比之后，在《随笔》中明确地写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掠夺剥削之社会也。掠夺剥削者，无处不千方百计以满足其占有欲，其对物质食粮也如此，其对精神食粮也亦然，以致共有之绘画，为掠夺剥削者所霸有矣。然易曰：‘剥极则复’。今日之社会，无掠夺剥削之社会也，绘画，亦应由掠夺剥削者之手中，回复归于人民。”这一段表白实在是爱憎分明，其绘画艺术属于人民的观点说得一清二楚，这又是潘天寿先生艺术的人民性观点和艺丁处世精神的再次体现。
潘天寿先生天资高迈，加上后天的刻苦勤奋，所以他的艺术道路几乎没有走过弯路，他二十几岁就已确立了“大气磅礴”的大写意画风，并迅速地走向成熟。二十年代，年轻的他在社会上就有些小名气了。尤其在他的故乡宁海，大概一般人都会知道“有个画家潘天寿是宁海人”。潘先生24岁至32岁（1920年至1928年）期间，经常到宁海老家走动。因为有些小名气，所以向他求画的人自然就多。听上一辈人说，潘先生赠画，没有势利意识，也就是说，他不分身份的贵贱高低，只要在客观条件许可下，就会尽量满足于人。一次，他在宁海黄坛镇的妹妹潘仙家走亲，左邻右舍、前后道地的父老乡亲都纷纷向他求赐墨宝，他当场就画了好多幅。颇为有趣的是，他为了要画大瓣的荷叶而一时没有大笔，只好临时用“棕榈丝”绑在竹杆上，土制了一支大毛笔（有的则说用笋壳当大笔），以满足要画荷花题材的人的要求。
图23，《露气》
我母亲是潘先生妹夫严雅惠（黄浦军校书记）的内侄女，而且同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她比潘先生才小九岁，所以习惯称呼他为小娘舅。1925年夏，我母亲拿了一块长约1.8米，宽约0.5米的白布（俗称帐前）要他画一幅吉利一些的画，这可给他出了个难题，因为用毛笔画在白布上的事他还是头一遭碰到，不过他没有拒绝，一边说着“试试看、试试看”，一边就动手画起来了。听我母亲说，他画得很认真，大约画了一个时辰才画完这幅《松月图》，横幅的长条白布中画的是一株势若虬龙、节峻荫浓的苍松，画面左上角的松荫背后，用淡水墨烘染出一轮朦胧的圆月，题款为“老龙惊出夜明珠”，边款是“山门湾阿寿写”，印章似乎是“宁海潘天寿”。
图24，《松月图》
潘天寿先生赠画于民的数量也真够慷慨，仅在故乡宁海县的范围内，就约有数十幅乃至上百幅之多。1962年，他曾登报声明要求把早年留在民间的画收回而重新赠以精品。一位叫严苍山的医生是潘先生儿时的同学，所以潘先生托他代办收画之事，结果他收了一大麻袋还多。不过，好多农民表示自愿交还而不要补赠。这样，就为潘先生解脱了大数量的“补画之苦”了。
图25，《无边春色》
（三）潘天寿的艺丁处世精神还体现在“卖画济困”这一民间轶事中。潘先生平生淡泊自奉、仗义疏财。据说他从来没有卖过画，有许多海外华侨和外宾愿以几千金乃至几万金的高价想购买他的画，可他总是坦然谢绝。然而，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他倒让人卖过二幅小品国画。
在六十年代初的某年，他的故乡宁海冠庄村有一个忠厚农民陪同妻子到杭州某医院治病，因为妻子病重住院而付不足医药费。这位农民在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好千方百计地找到了自己从未见过面的潘天寿先生。农民向潘先生说明原委后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要借一百元钱的要求。当时，潘先生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而农民的燃眉之急又必须马上解决。怎么办？他急中生智，连忙到画室拿了二幅没有装裱的中国画小品给农民，并吩咐说：“你把我的这二幅画拿到湖滨路‘杭州书画社’附近去卖，买主如果问价，你不要随便开口，让对方先说。总之，低价不卖高价卖，卖后所得的钱，你就拿去用吧。”
农民满腹狐疑地接过二幅画，心里直嘀咕：二张薄纸小画到底能值多少钱？就算5元一张，也只有10元，而10元钱远不够付医学费呀。农民不好明言，又不敢奉还，只好勉强地按照潘先生指定的地点去卖。
街上的行人看到一个乡下人在卖名家潘天寿的画时，都感到十分好奇。无巧不成书，正当人们争相围看、议长论短之时，恰巧来了一位爱画懂画的华侨。当这位华侨发现农民所卖之画竟是名扬四海的大画家潘天寿的原作时，真是惊喜若狂。当即问价：“所卖的画，每幅多少？”“你说呢？”农民反问。华侨打量了一下农民，料定卖主虽卖画而未必懂画，略作考虑后回答：“每幅人民币150元，两幅300元怎么样？”农民一听此言，简直如雷震耳，心中暗想：万万料不到两幅小画还会这样值钱，怪不得潘先生吩咐我不要随便叫价了。这时，他如梦初醒，明白潘先生的画非同小可。但到底可卖多少，心中毕竟无数，于是便索性顺水推舟地说：“这是大画家潘天寿的画，150元一幅太便宜，不卖不卖！”而这位华侨也很固执，非要此价购买不可，于是两人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后，还是在围观人的建议下，总算到杭州书画社请来了一位专门从事书画鉴定工作的人定价，鉴定人来了个折中，最终定了200元一幅的价格。
农民非常高兴地拿了400元钱正欲去医院付款，但转而一想：潘先生虽然叫我把卖到的钱全部拿去，可医药费和回家的路费总共只需100元左右就够了，余下的300元应该还给他才是呀。于是，农民又重新回到潘先生家里，把卖画的情况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并一定要交还300元余钱。潘先生却亲切而真诚地说：“我说了的话算数。你妻子生病，家里还有老少，经济困难，这点钱就作为我送给你的见面礼吧。”农民拿着400元钱的手在微微地颤抖，他望着潘先生那憨厚而温和的面孔，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图26，《雁荡山花》
潘天寿绘画艺术的人民性和艺丁处世精神还体现在更多的事迹之中，以上只是择要举例而已。
潘天寿先生那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取向，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惊人的艺术创造力，共同孕育了一位承前启后的“国画大家”；潘天寿先生那谦虚笃厚、淡泊自奉的为人，大气真诚、刚正不阿的个性和忠实纯朴、慈祥善良的长相，联合铸塑了一位有口皆碑的“长者形象”；潘天寿先生那“以民为本”的传统观念，甘当“艺丁”的处世态度和“绘画无私”的公学品格又合成造就了一位求真务实的“人民艺丁”。大师、长者、艺丁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潘天寿。
人生苦短，艺术无涯。愿潘天寿绘画艺术的人民性和艺丁处世精神弘扬后世、万古长青。
2006 年2 月
于甬上世纪虹
（ 此篇美术评论曾刊载2006年《乡土情结—纪念潘天寿诞辰110周年》文集）
